吐鲁番雅尔湖石窟第5窟鲁尼文题记释读与研究
白玉冬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吐鲁番雅尔湖石窟位于交河故城西南雅尔乃孜沟南岸的崖壁上，东距吐鲁番市10公里（图一）。该石窟群始建于北凉据有交河时期（450-460年），延续使用到蒙元时期。现存15个洞窟，分上下两层（图二）。其中，位于上层的第5窟西壁上，残存有一批用尖锐物镌刻的鲁尼文题记。[1]笔者参加大阪大学荒川正晴教授主持的科研项目，曾于2012年9月5日18:00-18:45对这些题记进行过短暂调查。除笔者外，国内外虽有一批学者对这些题记进行过解读，但意见不一。当前，学术界缺乏一个统括相关研究的归纳性成果。故撰此稿。不足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图一
图二
一、研究史的回顾与问题之所在
雅尔湖石窟第5窟，长5.73米，宽2.86米，高4.35米，是长方形纵劵顶窟。石窟门道东侧壁面有朱色汉文题记数行，其中有“1乙丑年十月廿///2到此西谷寺3鞏禅师记///”。窟内西侧墙壁有一批鲁尼文题记。[2]关于这些题记的数量、行文方向和内容，释读者们意见不一。
这批鲁尼文题记的发现者为以克列门茨(D. Klementz)为首的俄罗斯科学院第一次吐鲁番考察队。考察队一行在1898年9月9日至14日，首次调查了交河故城、雅尔湖石窟及其附近的墓葬洞窟。[3]克列门茨在报告书中说到在交河故城一带，用于居住和无壁画的洞窟中，考察队发现了鲁尼文题刻，通过拓片和临摹进行了复原，“在第6窟和第3窟（即现在的第5窟—笔者）内之墙壁上覆盖着泥土，其中有各种各样的涂鸦，从中我们发现了鲁尼文题铭，我们提议做出摹本。”[4]次年，俄国学者拉德洛夫（W. Radloff）根据克列门茨提供的照片与拓片，在《1989年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所获吐鲁番调查资料》中刊出《吐鲁番出土的古代回鹘语文书》，率先刊布了对其中4则题记（图版26、27、28、29）的释读成果。[5]拉氏按从右至左的行文顺序释读，指出其中出现见于叶尼塞碑铭的字体。值得一提的是，拉氏从图29题记中释读出šaqyamöni（释迦摩尼）一词，推测这些题记的主人是佛教徒。1940年，土耳其学者奥尔昆（H. N. Orkun）在《古代突厥碑铭集》第3卷中，依据克列门茨公开的图版，对其中的两条题记进行了重新释读，但仅限于转录拉多洛夫的研究成果，并无新的内容。[6]
1963年，冯家昇在不了解拉德洛夫和奥尔昆释读的情况下，根据北京大学阎文儒和乌鲁木齐博物馆李征提供的摹写和照片，把这些题记按甲组横书长行、乙组横书短行归为两大类，给出了包括摹写、转写和译文在内的最完整的解读成果。[7]与通常的鲁尼文行文顺序相反，他按从左至右顺序释读。其中，甲组释读出53个字母，译作“神圣汗的军……其中头人Ömüpmiš夏病沉重，因来治疗。……四肢病。……国军中锋传令官。”乙组释读出24个字母，译作“本年您Är külüg 的külüg夫人是水主”。最后，他依据从左向右的书写方式，“汗”、“国家”等词汇的存在等，推定这两行铭文是咸通七年（866）以后高昌回鹘时代的产物。1988年，柳洪亮给出了上述冯家昇甲组横书长行题记的部分摹写，惜存在多处不实之处。[8]1992年，荒川正晴依据实地考察，对李征、阎文儒、柳洪亮、冯家昇四位的摹写进行对比，指出彼此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未能给出完整的释读，但他对冯家昇从左向右的释读提出质疑，并在特勤（T. Tekin）的帮助下，指出上述冯家昇甲组横书长行题记中2次出现人名Küli Čor Sängün。[9]
1993年，以色列学者爱尔达尔（M. Erdal）依据圣彼得堡亚洲博物馆所藏克列门茨采集的13条题记图版，把这些题记归为12条，重新进行释读研究。[10]显然，他并不了解冯家昇的研究成果，依然按从右至左顺序释读，并就相关文字与叶尼塞碑铭的字体等进行了详细比对。他对拉德洛夫提出的雅尔湖石窟可能为来自更北边的突厥语族人所临时使用这一看法表示赞同，倾向于这些铭文可能出自来自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人员——僧侣、商人、使者或强盗等皆有可能。作为理由，他着重提出虽然塔里木盆地周边出土过一些鲁尼文写本残片和一面带有鲁尼文的镜子，但这些属于随身携带品，而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存在鲁尼文墓碑和铭文，吐鲁番地区缺少鲁尼文墓碑，但这不能构成否定性质的证据。他依据字迹和大小，推定这些题记应该是在不同的场合，由不同的人物写成。同时强调这些题记的文字类型有共同点，这表明这些题记出自同一个“学堂（school）”。据其说，前面介绍的拉德洛夫释读的图26、27、28、29的题记分别是圣彼得堡亚洲博物馆所藏克列门茨采集的第3条、第4条、第6条和第7条的后半部分，奥尔昆解读的是第4条和第7条的后半部分。[11]
2012年9月5日，笔者获吐鲁番文物局批准，依据荒川正晴的研究笔记和冯家昇的释读，对第5窟鲁尼文题记进行了调查。由于当时尚不掌握上述爱尔达尔的研究成果，且时间紧迫，仅确认到7处题记。其中，题记1共2行，题记2-7各1行。一年后，解读成果在大阪大学内部发行资料《丝路东部文字资料与遗迹调查快报》上刊出。[12]笔者按通常的从右至左顺序释读，提出这些题记大多为祈愿文。
2013年8月，张铁山和李刚二位对雅尔湖石窟第5窟内的鲁尼文题记进行了实地探查和解读。2014年7月，二位再次到访雅尔湖石窟，对初步释读进行了现场比对。其最终成果，于2015年刊出，并给出了这些题记的彩色图版。[13]二位主要参考冯家昇和柳洪亮的研究成果，按洞窟墙壁上方（1条）、中部（1条）、下方（1条）分类释读。二位按自左至右顺序释读，对冯家昇的释读进行了不少改进，值得称赞。
自2010年起，土耳其学者成吉思（A. Çengiz）连续在中国境内对鲁尼文铭文题记进行科研调查，2012年曾在吐鲁番遇见笔者。其最终成果收入其著《丝路交汇处的不朽遗迹》。[14]除雅尔湖石窟第5窟的鲁尼文题记外，[15]该书中还收录有作者对西安、内蒙古等地出土的鲁尼文题记的释读成果。其中，在关于雅尔湖石窟第5窟鲁尼文题记的释读中，他按各自出现的人名或地名等进行命名，读序自右向左，共整理出12条题记，并给出清晰的图版和精美的复原，以及一些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宣传画面。相比其他学者所从事的严谨、甚至有些枯燥的历史语言学研究，成吉思的研究确实令人耳目一新。惜对相关题记和录文刻意进行包装和复原，存在夸大历史价值，背离历史语言学研究的理性轨迹之嫌。
此外，俄罗斯学者克里亚施托尔内（S. G. Klyashtorny）在关于新疆与敦煌出土的鲁尼文文献的概述文中，主张所有新疆鲁尼文题记更接近于叶尼塞碑铭，而非鄂尔浑碑铭，且完全不同于鲁尼文文本，所有的简短题记都带有佛教成分，“考虑到叶尼塞碑铭时代相对较晚，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断言，在9到11世纪间，在吐鲁番绿洲，也可能在敦煌一带，曾存在操突厥语的佛教团体，他们并不完全属于回鹘人，极有可能是回鹘北部或东北部的邻居。”[16]
综上，关于雅尔湖石窟第5窟的鲁尼文题记，学术界研究成果丰厚。主流观点主张其使用的文字，相比鄂尔浑碑文，更接近于叶尼塞碑铭。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1）这些鲁尼文铭文的行文方向究竟是从左向右，还是从右向左？（2）书写这些题记的人物，究竟出自哪里？他们有着何种历史文化背景？难得的是，张铁山、李刚和成吉思给出的高清度彩色图版，对笔者而言是个惊喜，同时为加深这一问题的讨论，提供了便捷的条件。此外，幸运的是，森安孝夫把其对雅儿湖石窟第5窟西壁上的6条题记和东壁上的2条题记的摹写转交给了笔者，这对笔者的再次释读起到了参考作用。[17]接下来的释读与分析，未必能够完全解决上述问题，但会进一步接近问题的真相。
二、鲁尼文题记译注
据笔者2012年调查笔记，雅儿湖石窟第5窟西壁右下方约四分之一部分墙皮脱落，岩壁露出，整个墙面壁画几乎无存，有多处人为破坏的痕迹。鲁尼文题记主要集中在西壁中间部位，距地面1-1.5米高处。此外，入口附近和内侧偶见鲁尼文题记。题记中夹杂有砸痕和动物画，部分以不同文字（主要是汉字和鲁尼文，有一处是婆罗米文）书写的题记或涂鸦相叠在一起，难以识别。题记字体大部分为见于突厥鄂尔浑碑文和回鹘三大碑文的尖锐状字体，仅有一条题记字体接近于敦煌出土Or.8212-161占卜文书和九姓回鹘可汗碑所见的弧形状字体。这些题记，看来是以某种尖锐物刻写在墙壁上的。其中，不乏仅见于叶尼塞碑铭的鲁尼文异体字，如前舌音的n，双舌音的s等。受时间所限，笔者2012年仅甄别出西壁上的7条题记。今据收集到的部分图版，以及张铁山、李刚和成吉思刊出的彩色高清图版，重新进行释读，给出摹写、换写、转写和简单必要的词注，并就其历史背景稍作探讨。
题记A：圣彼得堡亚洲博物馆藏编号5和6，即爱尔达尔的题记5（b）和题记6，拉德洛夫图版28题记，冯家昇题记甲，柳洪亮摹写题记，张铁山、李刚墙壁上方题记，成吉思Yilig čor题记。2行尖锐状字体，第2行位于第1行右下方。2行之间间隔有20厘米左右空白，中间有与此题记不相关的汉文题记“黑城人石新歲底（？）游（？）到此”的竖写第2字“城”。第1行约50-52字，第2行11字。2行铭文笔迹相同，均出现人名yilig čör，为同一人所留。拉德洛夫、爱尔达尔和成吉思按从右向左顺序释读。其中，拉德洛夫给出了第1行前15字的释读，爱尔达尔和成吉思给出了完整的释读。冯家昇、张铁山和李刚把2行视作同1行铭文，按从左向右顺序释读。笔者按从右向左顺序释读。
1
y i l g č W R: s ŋ l ük nč Y m a: s ü m [č i W] (T) č i T g: Y N š m: s n m ü č k: Q B R (š) [y k n] ü: Y N uQ m a
yilig čor singil künčuym-a išü ämči otčї taš ig ayanïšïm äsänmü čik aq bars yükünü yan oquma（图三）
2
y i l g č W R: s ŋ l (m)
yilig čor singil(im)（图四）
译文：1为Yilig啜，我的妹妹公主（祈愿）：我的夷数（夷瑟，即耶稣）、药师、外病的敬畏者啊！您安好吗？鞠（čik，部落名）的Aq Bars（原义为白虎）一敬拜（摩尼佛？），你就要返回我的部落，2Yilig 啜，我的妹妹啊！
图三 题记A第一行
图四 题记A第二行
词注
1行，yilig čor ：人名。拉德洛夫、爱尔达尔、成吉思转写与笔者相同。其中，拉德洛夫未做考述。爱尔达尔认为是后舌音字yïlïg（温暖）的变音，人名yilig源自yïlïg的隐喻语义“温和，柔和”。[18]成吉思引经据典，主张该词是ellig / ililig（领主，君主）的方言变体，并认为该人物是这一题记的书写者。[19]如后所述，笔者以为该题记作者是鞠（čik）部落出身的Aq Bars（原义为白虎），兹不从成吉思。古突厥语tekin（特勤）虽然指代皇族子弟，但亦用于女性人名。同理，虽然带有职官名啜（čor），但据文义而言，该人物应为女性。
1行，singil：原义是妹妹。此处是后续名词künčuy（公主，妻子）的限定词，理解作年幼于题记书写者“我”的妻子之义较为稳妥。
1行，künčuym-a：名词künčuy（汉语词公主的音译）后续第一人称所属格词缀+m，再后续感叹词缀+a或名词与格词缀+a。在叶尼塞碑铭中，künčuy（公主）是妻子之义。在高昌回鹘王国，künčuy（公主）充当贵妇人称号的一部分，如tängri künčuy tängrim（天公主邓林）。[20] 在本题记中，该词前并无如tängri（天，神，神圣的）那样表示尊贵的修饰词，且文后的yan-（返回）是以裸格表示对第二人称，即yilig čor singil künčuy的直接命令。故取妻子之义，方能文义畅通。另，第一人称所属格词缀+m之后的+a，频繁出现于叶尼塞碑铭中。关于其语法上的功用，学者们意见不一。鉴于该题记写于寺窟壁画上，且类似的佛教寺窟题记中多有祈愿文，兹视作附于祈愿对象之后的名词与格词缀+a，译作“为”。
1行，išü：原字写作s ü，唐代汉文文献多作夷数，又作夷瑟、夷鼠等，即耶稣。冯家昇、张铁山和李刚的换写与笔者相同，但释读顺序与转写不同于笔者。爱尔达尔和成吉思读作s n，转写作äsän（吉祥，安好）。按第2字下端破损，见不到n左下端的钩与竖而言，视作ü更为稳妥。按s ü释读，首选当然是s ü（军队）。诚然，在德藏吐鲁番高昌故城遗址出土的 M. 327摩尼教鲁尼文写本残片中，耶稣写作yišo，[21]在吐鲁番出土U 3890（T Ⅲ B）叙利亚文回鹘语景教写本残片中，耶稣写作yšw＇。[22]不过，在吐鲁番出土回鹘语摩尼教文献中，来自粟特语’yšw的耶稣除写作yišu外，还写作 išu。[23]而且，在吐峪沟出土的鲁尼文摩尼教写本TⅡT 20（Mainz 0377）残片中，19个鲁尼文字母下方以摩尼文标出读音，看得出该文书是摩尼教徒学习鲁尼文的习字本或范本。[24]鉴于回鹘语中ü音与u音的相近，且历史上吐鲁番地区曾流行过摩尼教与景教，s ü＞išü视作摩尼教和景教的神祇išu（耶稣）的变体未尝不可。
1行，ämči otčї：药师之义，近义词重叠。前人未能给出转写。前者是名词äm(药)后续表示职业的词缀+či，后者是名词ot（草药）后续表示职业的词缀+čï。据图版，紧随m之后是3字左右的破损，然后在破损处的下方可见到（T）的下半部，上方可见到（T）的左上部。鉴于紧前面的s ü可以复原做išü（išu，耶稣），而耶稣在摩尼教中被称为医王、医生，[25]姑作此复原。
1行，taš ig：外病。冯家昇、张铁山和李刚换写作T B g。成吉思摹写与笔者同，但把第2字视作后舌音字B（），进而转写作at bäg。按后舌音字B（）还出现于同一题记后半段中，写法明显不同于此处的第2字。兹不从诸前人之说。不见于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的大型碑铭，以及敦煌吐鲁番出土鲁尼文写本文献中，但见于叶尼塞碑铭中，存在ng或s / š三种转写的可能。按第一种ng，可转写作tang ig（佛晓、病）。按后两种s / š，可转写作taš ig（外病）。兹取后者。
1 行，ayanïš：敬畏者。动词 ayan-（尊敬，敬畏）后续表示进行某一事项之方式的构词词缀š，充当名词。[26]
1行，čik：鞠，部落名。冯家昇、张铁山和李刚换写作s k，成吉思换写作s m。第1字虽然主体是一条竖线，但向左下方延伸有一条斜线，视作（č）较为稳妥。第2字明显与同一题记其他5处所见（m）写法不同，视作（k）更为贴合。部落名čik见于突厥汗国毗伽可汗碑和漠北回鹘汗国希内乌苏碑中。据二碑内容，可以推知其8世纪上半叶活动在叶尼塞河上游，且在752年偕同黠戛斯对抗回鹘之后被回鹘征服，即是汉籍史料记录的鞠部落。[27]部族名Čik（鞠）另出现在米兰古城出土的西州回鹘时期的Or.8212/76 鲁尼文军需文书中。[28]根据这一写本的出土地点和军需账本之特性，推定Čik（鞠）当时隶属于西州回鹘王国不悖于理。如此，Čik（鞠）之名出现于此并不意外。
1行，aq bars：人名，白色老虎之义。关于第1字Q（），冯家昇、张铁山和李刚换写作（），成吉思换写作B（）。兹按笔者2012年现场释读。
1行，yükünü-：动词yükün-（敬拜）的联动副动词。破损严重，前人未给出转写。据确切可见的最后一个文字（ü），此处应为前舌音文字。yükün-（敬拜）多次出现于呼和浩特白塔和敦煌莫高窟、榆林窟回鹘文题记中。[29]据森安孝夫转交给笔者的其多年之前的调查笔记，雅儿湖石窟第4窟为回鹘佛教洞窟，其壁画中的傍题内有回鹘文铭文。可见，当时的回鹘人到访过雅儿湖石窟。尽管文字不同，但同属古代突厥语的yükün-出现于第5窟的鲁尼文题记中自无问题。
1行，yan-：动词，返回，（Y N）二字确切可见。此处以裸格表示对第二人称的命令形。
1行，oquma：文字确切无误。名词oq（箭）后续第一人称所属词缀+m，再后续名词与格词缀+a，“朝着我的部落”之义。oq的本义是箭，又有部落之义。如，《旧唐书·突厥传下》西突厥条记录西突厥又称十箭（on oq），“又分十箭为左右廂，一廂各置五箭。其左廂号五咄六部落，置五大啜，一啜管一箭；其右廂号为五弩失毕，置五大俟斤，一俟斤管一箭，都号为十箭。其后或称一箭为一部落，大箭头为大首领。[30]此处，oquma（朝着我的部落）置于动词第二人称命令形yan-（你要返回！）之后，以倒装句表示强调。
2行，yilig čor singil(im) ：我的yilig啜妹妹。据笔者日记，末尾字并非破损，而是其上方覆盖有一小块泥土，或为墙体凸起。在笔者保有的图版上，(m)下端隐约可见。不过，在成吉思给出的图版上，清晰可见。
以上给出的译注，尤其是见于叶尼塞碑铭的鲁尼文原字（换写为，转写为 s / š）的出现，表明题记A的书写者具有叶尼塞黠戛斯文化背景。笔者释读出书写者Aq Bars（白虎之义）所属部族是8世纪活动在叶尼塞河上游的čik（鞠），这正与上述书写者的文化背景不谋而合。此外，如对išü ämči otčї taš ig ayanïšïm（我的夷数、药师、外病的敬畏者啊！）的解释无误，那我们可以推断该题记书写者可能具有摩尼教或景教文化背景，尤以前者的可能性更大。
题记B：位于题记A右下方，相距约15厘米，1行。尖锐状字体。末尾文字不见于突厥和回鹘的大型鲁尼文碑文和叶尼塞碑铭。中央民族大学热孜娅·努日教授赐教，该字亦不见于天山和阿尔泰山的鲁尼文铭文。圣彼得堡亚洲博物馆藏编号5，即爱尔达尔的题记5（a），张铁山、李刚墙壁下方题记，成吉思Korü İllük 题记（2）。张铁山和李刚按从左向右顺序释读，爱尔达尔和成吉思按从右向左顺序释读。笔者按从右向左顺序释读。第4-8字上方有一四方形凹痕，受损严重。第4-6字紧下方，有高约10厘米，宽约5厘米的（r）刻写。自第16字起至末尾，墙皮凸起，第16-22字下半部为此墙皮覆盖。与题记A之间有自左向右的汉字刻写“人石新歲底（？）游（？）到此”。[31]末尾的与上方，与题记A之间有竖写汉字人名“何旗（？）俊”。人名左侧，有高约20厘米，宽约10厘米的（r）刻写。末尾字后面是直径约20厘米的圆圈，惜下半部为凸起的墙体所覆盖，只见上半部。
k ü r (t l a š ŋ)[W] N ič (i): m nč Y [W] (ŋ m)a: s n m ü s k z W ïQ(?)
körtälä sangun äči: mišan čaysi ongïma: äsänmü säkiz oq(?)
Körtälä 将军叔叔，我的Mišan Čaysi 王啊！您好吗？八个部落？（图五）
图五 题记B
词注
mišan čaysi ong：与前人释读均不同，兹不赘述。吐鲁番出土德藏U9090（T Ⅱ Y 48）回鹘语文书是名为Üträt的佛教居士在羊年3月23日抄写经书时的跋文。在希望把抄经的功德回向给众神时，作者写到：yaγuqta taihan han kümsä hatun tängrim mišan han čaisi wang bäg ulatï tängri-lärkä（向附近的Taihan汗、Kümsä可敦邓林、Mišan 汗、Čaisi王匐等诸神！）。[32]包括Mišan 汗在内，这里列举的神名有诸多不明之处。[33]其中的Mišan另出现于U4921（T Ⅱ D 199）跋文的回向文中，并列于梵天、因陀罗（印度教主神）、毗湿奴、大自在天等之后。[34]基于在U9090文书的这些神名中分别出现汗、可敦邓林、汗、王匐等称号，且之前有限定语yaγuqta （附近的，周边的），笔者以为这些神名或可能是作者知晓的吐鲁番本土一带的神格化后之人物。如是，神名mišan和 čaisi（čaysi）王出现于此并不意外。
据以上译注，题记B书写者可能是吐鲁番本土的佛教信徒。不过，鉴于高昌回鹘王室早期曾信奉摩尼教，且其摩尼教中多含佛教要素，兹不否定其含有摩尼教背景的可能。
题记C：位于题记B右下方，与其最短间距约20厘米，1行。尖锐状字体。题记上方有鲁尼文涂鸦，可见到（T）（r）字样。倒数第3-5字下方，有高约10厘米，宽约5厘米的（r）刻写。前3字受损严重。圣彼得堡亚洲博物馆藏编号9，即爱尔达尔的题记9，成吉思Korü 题记。爱尔达尔、成吉思和笔者以外，无他人释读。
[ü t k n](B R Q n )m n: s l ŋ a(m)
ötükän burqan amin: sälängäm
于都斤佛（或土地神？），阿门！我的色楞格（河）！（图六）
图六 题记C
词注
ötükän：此处现今损毁严重，只能见到少许残余笔画。受条件所限，笔者未能查看克列门茨考察队在1898年拍摄的照片。不过，爱尔达尔依据此照片释读出ü t k n，转写作ötükän（于都斤）。兹从其解读。于都斤即漠北杭爱山，其名频繁见于隋唐时期汉籍和突厥鲁尼文碑文中，是突厥与回鹘崇拜的圣山。在高昌回鹘时期的回鹘语写本文献和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38窋的摩尼教壁画铭文中，亦出现ötükän之名，是女神之义。[35]
burqan：汉语“佛”的音写bur后续qan（汗）构成的名词，佛之义。据现场释读和图版，该部分第1字和第2字残损，第3字可以读作（lt）或（r），第4字为（ü）。爱尔达尔读作y//r ü，转写作yiš yer（山林土地），与之前的于都斤和之后的min结合起来，解释做“于都斤山……我的土地”。成吉思复原做（ük r ü），转写作körü。鲁尼文中，前舌音字y通常写作，后舌音字B通常写作。不过，在叶尼塞碑铭中，y偶尔写作，B还有等写法。显然，爱尔达尔据1898年照片释读出来的y（）视作B的异体字未尝不可。而且，紧后面的第2字和第3字读作（R）和（Q）于理可通，第4字亦可以视作左下端脱落的（n）。如是，此处ötükän burqan（于都斤佛）视作代指于都斤女神未尝不可。不过，考虑到该词紧后面出现漠北的河流名 sälängä（色楞格），且burqan还可以解释做“土”后续表示高等级事务的后缀词qan，此处的ötükän burqan，也有可能具有“于都斤土地神”之义。[36]
amin：阿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礼拜和祷告用语，文字确切无误为（m n）。爱尔达尔转写作min，翻译作“我的”。此种解释不合古代突厥语语法。[37]成吉思简单明了地转写做män（我），似乎有其道理。不过，鉴于紧前面的ötükän burqan代指于都斤女神或于都斤土地神，且紧后面出现河流名sälängä（色楞格），此处若转写作män（我）则与前后文义不贴合。吐鲁番出土U5831（T Ⅲ B）回鹘语景教写本文献中，出现amin（阿门）。[38]
sälängä：即漠北色楞格河，唐代汉籍作仙娥河。成吉思换写作s ŋ l，转写作人名singil。爱尔达尔换写和转写与笔者同。sälängä之名数次出现于突厥与回鹘汗国鲁尼文碑文中，与回鹘的早期活动密切相关。
据以上译注，题记C书写者可能具有景教背景，同时对回鹘的传统宗教信仰并不陌生。
题记D：位于题记A左下方，相距约50厘米。尖锐状字体。圣彼得堡亚洲博物馆藏编号7，即爱尔达尔的题记7，冯家昇题记乙，张铁山、李刚墙壁中部题记，茨默（P. Zieme）释读的题记。[39]成吉思未注意到爱尔达尔的相关介绍，把这一题记分成İllük 题记和释迦摩尼题记分别释读，兹不从。该题记末尾部分现已经破损，无法释读，幸有克列门茨考察队采集的图版，即拉德洛夫图版29，奥尔昆图版2，成吉思的释迦摩尼题记图版。冯家昇、张铁山和李刚按从左向右顺序释读，其余学者按从右向左顺序释读。笔者按从右向左顺序释读。
(t ŋ r)i d a a y m(s)i t g l ük t g l ük (r) m R y r: Q y m ü(n i g)r i t i l k ü k s(ŋ)l
tängridä ayamïšï ätgülük ätgülük är mary är: šaqyämüni ägri til kök äsängül
译文：从天获得尊敬者是创造者创造者（造物神？上帝？）、（圣母）玛利亚的丈夫。释迦牟尼委婉动听的语言（即训诫）是天空的宁静。（图七）（图八）
图七 题记D-1
图八 题记D-2
tängridä ayamïšï：从天获得尊敬者。关于tängridä，爱尔达尔、茨默和成吉思的释读与笔者相同，自无问题。不过，爱尔达尔和成吉思分别把第二词转写做yämiš（水果）与yämči（餐饮、食物yäm后续名词词缀+či，成吉思解释做土耳其语幸福之义的qut），茨默未做转写。由于此处的y是前舌音文字，上述二位的转写固然可备一说。然二位不约而同均无视（y）之前、（d a）之后的（a）,其得出的结论难免牵强之嫌。鉴于本题记中未使用后舌音字（Y），且出现使用于叶尼塞碑铭中的异体字（），此处前舌音字（y）存在代写后舌音字（Y）的可能。语法上，ayamïšï是动词aya-（尊敬）的完了形的形动词ayamïš后续第三人称词缀+ï。考虑到tängridä的+dä是名词从格词缀，ayamïšï视作从上天获得尊敬的人物或事物贴合文义。
ätgülük ätgülük är：动词ät-（创造，制作，装饰，整理，整顿）的表示必要性、义务性的派生动词ätgü-后续词缀+lük构成的抽象名词。关于该部分的转写，爱尔达尔、成吉思和茨默意见均与笔者不同，兹不赘述。鉴于ät-此处充当 är（男子，战士，丈夫）的修饰词，可能含有造物主之义。
mary：关于该部分的转写，爱尔达尔、成吉思和茨默意见均与笔者不同。根本原因在于上述三位把第2字读作š。笔者以为此处的第2字完全可以视作多见于叶尼塞碑铭的的不规则写法。且上述三位释读的š，应该是停顿符号“：”之后的文字。如是，（m R y）转写作mary，可与基督教圣母玛利亚的名称勘同。受史料所限，笔者未能对摩尼教文献和景教文献中的圣母玛利亚的所有写法进行探查核实。此处，与är结合在一位，姑视作“圣母玛利亚的夫君”。此种转写，可与其紧前面的ätgülük ätgülük är（创造者，造物神）相呼应。
šaqyämüni：释迦牟尼，拉德洛夫、奥尔昆读法与笔者相同。爱尔达尔和成吉思均把第1字读作（d），与之前的（y r）连读作yirdin（土地上的，从土地）或yirdä（在土地上），茨默未释读。自该部分的第2字起至末端，题记损毁严重，幸有拉德洛夫和奥尔昆给出的图版。拉德洛夫据此题记，提议这些题记的作者可能属于佛教徒。克里亚施托儿内对此看法表示赞同。不过，我们知道传入东方的摩尼教深受佛教影响。如，吐鲁番出土U 168 II（TⅡD173a）回鹘文摩尼教文献附属有一篇祈愿文，后一部分记录摩尼佛去往天国后的第522年（795）的猪年，于都斤地方的摩尼教教义长如何。[40]其中，祈愿文部分题目作bitil-ti šaki-m(u)n（释迦牟尼赞？）。总之，仅依据šaqyämüni（释迦牟尼），就确定本题记作者属于佛教徒，为时尚早。
据上述题记D使用叶尼塞碑铭的鲁尼文原字（换写为，转写为 s / š）而言，看得出题记D的书写者具有叶尼塞黠戛斯文化背景。如对ätgülük ätgülük är（创造者创造者，或造物神？上帝？）、mary（圣母玛利亚）和 šaqyämüni（释迦牟尼）的解读无误，则该题记书写者具有摩尼教或景教信仰背景。
题记E：位于题记C右下方，与其最短相距约10厘米，1行。尖锐状字体。可能是爱尔达尔的题记2，即圣彼得堡亚洲博物馆藏编号2的一部分，成吉思ay bäg 题记。前后欠缺字数不明。笔者按从右向左顺序释读。
Y b g Y R š m
ay bäg yarašїm
我，爱匐的邪罗斯（川）。（图九）
图九 题记E
词注
yarïš：回鹘西内乌苏碑南面7行、西面6行，以及暾欲谷碑第31行、第36行出现地名yarïš yazï（Yarïš 平原），即唐代汉籍记录的邪罗斯川，大体位于北疆的额尔齐斯河流域。
据上述译注，题记E作者Ay Bäg（爱匐）可能出自额尔齐斯河一带。
题记F：位于题记E右侧偏下，二者相距约40厘米。近弧形状字体。成吉思的Tudun题记。前后欠缺字数不明。
T W D N i B ( R š)
tudun ï bars
吐屯亦末斯。（图十）
图十 题记F
词注
tudun：突厥回鹘官职名，汉籍作“吐屯”。米兰出土的西州回鹘时期的Or.8212/76 （1）鲁尼文军需文书中，第1-3行记录在某年4月29日给纛官吐屯敕史（urungu tudun čigši）分发盔甲。[41]
ï：灌木丛之义。成吉思视作tudun（吐屯）的第三人称词缀。鉴于之后的bars为老虎之义，此处视作人名 ï bars（灌木丛中老虎之义）的一部分。
该条题记写法不像前面几条题记那样尖锐，相反接近于九姓回鹘可汗碑和写本文献的弧形状文字。而且，官职名吐屯（tutun）还见于西州回鹘时期的Or.8212/76军需文书中。据此而言，该条题记有可能属于西州回鹘时期。
除以上给出的6条题记外，雅儿湖石窟第5窟内另有多处鲁尼文题记涂鸦等，惜无法释读或掌握完整文义。另据森安孝夫调查笔记，在第5窟东壁上亦有两处鲁尼文题记和多个无法释读的鲁尼文字。其中一条残余题记可释读作bitidim（我写了）。另一条字高8-26厘米，长185厘米，约20字。这些未能详尽的题记，有待后续研究。
结语
根据以上给出的译注，不难发现，上述部分题记确有叶尼塞碑铭的痕迹。不过，若笔者关于题记A之部族名称čik（鞠）的释读无误，这可以视作回鹘属下的čik（鞠）人所为。此外，一些具有宗教色彩的词汇，如išü（夷数）、mišan čaysi 王、ötükän burqan（于都斤佛）、amin（阿门）、mary（玛利亚）、šaqyämüni（释迦牟尼）等的释读无误，则相关题记的作者具有摩尼教或景教或佛教信仰背景。前文介绍的西壁上的比通常文字大出1-2倍、高约20厘米的4处（r）是游牧民部族印记。此外，笔者仔细观察，另发现一高达20厘米左右的主体形状为状的印记（见图版）。此种印记，与回鹘西内乌苏碑上的药罗葛家族印记，以及西安出土回鹘葛啜王子墓志鲁尼文志文上的印记主体部分相合。即，若仅关注这一印记，则可以说雅儿湖石窟第5窟与回鹘关系密切。若再结合相关题记的摩尼教或景教或佛教信仰背景，则可以说雅儿湖石窟第5窟与西迁之后的西州回鹘关系更为密切。
以上，姑抛砖引玉，冀学界同仁深入挖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朝至隋唐民族碑志整理与研究——以胡语和境外汉语碑志为对象”（18ZDA17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胡语与境外汉语碑刻和唐代西北地区历史 ”（2019jbkytd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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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雅尔湖石窟的介绍，主要参见柳洪亮《雅尔湖千佛洞考察随笔》，《敦煌研究》1988年第4期，第45-50页；荒川正晴《吐魯番・烏魯木斉周辺地域の史跡について》，《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7、8辑，1992年，第66-93页；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吐鲁番学研究院《雅尔湖石窟调查简报》，《吐鲁番学研究》2015年第1期，第1-13页。
[2]关于雅尔湖石窟第5窟，前人表述不尽相同。此处引用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吐鲁番学研究院《雅尔湖石窟调查简报》第9页，陈爱峰、李亚栋执笔文。
[3]张惠明:《1898 至 1909 年俄国考察队在吐鲁番的两次考察概述》，《敦煌研究》2010年第1期，第88页。
[4] 相关介绍，参见克里亚施托尔内《新疆与敦煌发现的突厥卢尼文文献》，杨富学译文收入氏译著《回鹘学译文集》，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120页。
[5]拉德洛夫图版编号为26、27、28、29，见W. Radloff, „Altuigurische Sprachproben aus Turfan.“ Nachrichten über die von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St. Petersburg im Jahre 1898 ausgerüstete Expedition nach Turfan, vol. 1, 1899, St. Petersburg, pp. 80-82.拉德洛夫还另刊布2件回鹘文经济文书和2件回鹘文佛经残片，见同文第57-80页。
[6]H. N. Orkun, Eski Türk Yazıtları,4vols., Istanbul, 1936-1940, vol. 3, pp. 205-206.
[7]冯家昇《1960年吐鲁番新发现的古突厥文》，《文史》第3辑，1963年，第145-156页（后收入《冯家昇论著辑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第491-502页）。
[8]柳洪亮《雅尔湖千佛洞考察随笔》，《敦煌研究》1988年第4期，第47页。
[9]荒川正晴《吐魯番・烏魯木斉周辺地域の史跡について》，《内陆亚细亚史研究》第7、8号，1992年，第87-91页
[10]M. Erdal, “The Runic Graffiti at Yar Khoto.” Türk Dilleri Araştırmaları, vol.3, 1993, pp. 87-108.
[11]M. Erdal, “The Runic Graffiti at Yar Khoto.” Türk Dilleri Araştırmaları, vol.3, 1993, p. 87.
[12]白玉冬《交河故城雅爾湖千仏洞第5窟ルーン文字題記調查メモ》（日文），荒川正晴（编）《シルクロード東部文字資料と遺跡調査ニューズレター》，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2013年。
[13]张铁山、李刚《吐鲁番雅儿湖千佛洞5号库突厥文题记研究》，《西域研究》2015年第4期，第161-168页。
[14]A. Çengiz，İpek Yolu Kavşağının Ölümsüzlük Eserleri, Ankara, 2015.
[15]A. Çengiz，İpek Yolu Kavşağının Ölümsüzlük Eserleri, pp. 355-505.
[16]克里亚施托尔内《新疆与敦煌发现的突厥卢尼文文献》，第121、123页。
[17]调查日期为1996年7月28日，未发表。经核对，该记录文中的左壁（南壁）和右壁（北壁）即东壁和西壁。
[18]M. Erdal, “The Runic Graffiti at Yar Khoto”, p. 98.
[19]A. Çengiz，İpek Yolu Kavşağının Ölümsüzlük Eserleri, pp. 461-463, 471.
[20]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收入张广达著《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27页。
[21]正面第6-7行。见A. von Le Coq, „Köktürkisches aus Turfan. Manuskriptfragmente in köktürkischen》Runen《aus Toyoq und Idiqut-Schähri [Oase von Turfan].“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Berlin.1909, p. 1053.
[22]P. Zieme, 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Gorgias Eastern Christian Studies, vol. 41), Piscataway (New Jersey): Gorgias Press, 2015, pp. 126-127页，第11、14行。
[23]P. Zieme, Manichäisch-türkische Texte: Texte, Übersetzung, Anmerkungen, Berliner Turfantexte, vol.5, 1975, 第25页第76行，第59页第596行。
[24]A. von Le Coq, „Köktürkisches aus Turfan. Manuskriptfragmente in köktürkischen 》Runen《 aus Toyoq und Idiqut-Schähri [Oase von Turfan].“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Berlin.1909, pp. 1047-1052.
[25]如作于开元十九年（731）六月八日的敦煌出土《摩尼光佛教法仪略》记录其“译云光明使者，又号具智法王，亦谓摩尼光佛，即我光明大慧无上医王应化法身之异号也。”参见林悟殊《〈摩尼光佛教法仪略〉释文》，载氏著《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1987年，第230页。译于唐代后期的敦煌出土摩尼教残经《下部赞·览赞夷数文》中云“降大法药速医治，噤以神呪驱相离。”参见林悟殊《〈下部赞〉释文》，载氏著《摩尼教及其东渐》，第236页。关于摩尼被称作药王、医生的研究，主要参见马晓鹤《摩尼教、基督教、佛教中的“大医王”研究》，《欧亚学刊》第1辑，1999年，收入氏著《摩尼教与古代西域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7-113页。
[26]构词词缀š的功用，参见G. Clauson, “Suffixes”, i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 xlii, xlv；A. von. Gabain, Alttürkische Grammatik, pp. 63, 82-83；A. 冯·加班：《古代突厥语语法》，第68页；M. Erdal, Old Turkic Word Formation: 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the Lexicon, pp. 262-275.
[27]相关考证，见白玉冬《九姓达靼游牧王国史研究（8—11世纪）》，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0-27页。
[28]该文书是盔甲等军需物品的发放账本。笔者此前给出了最新译注，见白玉冬《米兰出土Or.8212/76鲁尼文文书译注》，余太山、李锦绣主编《丝瓷之路》第7辑，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31-50页。关于该文书的成书年代，学术界观点不一，笔者主张属于西州回鹘王国早期。见白玉冬《米兰出土Or.8212/76鲁尼文军需文书年代考》，《中古中国》第2辑，2020年，第56-66页。
[29]白玉冬、松井太《フフホト白塔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31辑，2016年，第29-77页；松井太《敦煌石窟ウイグル語・モンゴル語題記銘文集成》，载松井太、荒川慎太郎编《敦煌石窟多言語資料资料集成》，东京：东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2017年，第1-161页。
[30]《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5183-5184页。
[31]该汉字刻写第1-2字“黑城”竖写于题记A第1行与第2行之间。
[32]Yukiyo Kasai, Die uighrischen buddhistischen Kolophone, Brrliner Turfantexte, vol. 26, 2008, p.224. 引文是笔者修订后转写，内容未变。
[33]如，葛玛丽（A. v. Gabain）推测Taihan汗是指契丹太祖耶律阿保机，茨默推定Taihan汗是指泰山王。参见Yukiyo Kasai, Die uighrischen buddhistischen Kolophone, pp. 225-226.
[34]参见Yukiyo Kasai, Die uighrischen buddhistischen Kolophone, pp. 229-230.
[35]主要参见J. Wilkens, “Ein Bildnis der Göttin Ötükän.” 收入张定京、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编《突厥语文学研究——耿世民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49-461页；白玉冬《回鹘语文献中的Il Ötükän Qutï》，《唐研究》第22辑，2016年，第397-409页。
[36]突厥于都斤崇拜的重点是对圣山勃登凝黎的祭祀。关于勃登凝黎可以视作土地神之讨论，见白玉冬《突厥“于都斤”崇拜渊源蠡测》，刘迎胜、姚大力主编《清华元史》第6辑，2020年，第 1-6页。
[37]min在古代突厥语中充当第一人称宾格词缀，构成“把我的……”之义，并非“我的……”之义。
[38]P. Zieme, 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 p. 33.
[39]P. Zieme, “Runic Inscription in the Caves of Dunhuang and Turfan.”Türk Kültürünün Gelişme Çağları: Başlangıç ve Yazıtlar Çağı, 15-16. Ağustos, 2011, Ulannbaatar, pp. 1-9.
[40]A. von Le Coq, “Tü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 1.”,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12, pp.10-12.
[41]白玉冬《米兰出土Or.8212/76鲁尼文文书译注》，余太山、李锦绣主编《丝瓷之路》第7辑，第33、36页。
编者按：本文经原作者授权审核后发布。白玉冬，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敦煌学研究所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萃英学者”二级教授。原文引自白玉冬：《吐鲁番雅尔湖石窟第5窟鲁尼文题记释读与研究》，《西域文史》第十五辑，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37—50页。
